豪瑞优配作恶的基数与沉默的不合作者：战时日本国民与知识人

豪瑞优配

▲王升远图/彭辉

他力图描绘一幅战争的极端语境下，日本知识界从迎合、妥协到沉默、不合作的复杂光谱。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邓郁发自上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多年前的某天，学者王升远开车时偶然听到电台播放朴树的《白桦林》，一句“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对他有如电光火石。他随即停下车，在备忘录里记下这句歌词。“兵荒马乱、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岁月，大历史中的小生命究竟应该如何记录，由谁证明？”

如今，王升远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任长聘教授。如何解读战时和战败的日本，理解近代日本和“日本人”的形成，是从事战后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王升远选择了知识人这个群落作为切入口。但他并非把他们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个表述的媒介来思考：“是要思考从明治以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权力如何不断地压抑、绞杀异端的声音，对内实行恐怖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争霸世界，而知识分子只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群体而已。我想从对文坛的观察看到知识人与时代、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希望从中发现一些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因此，在2025年出版的评论集《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中，他书写战后面临文坛内部道德审判、继而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除公职的尾崎士郎；1938年和影星妻子私奔逃亡至苏联、引起轩然大波、最终遭苏方枪杀的杉本良吉；在战败日记里流露出对神风特攻队的追捧的大佛次郎；还有学者小熊英二记录下的老兵父亲跌宕又不放弃的人生……在错综细密的史料与知识分子的因应心理之间，他力图描绘一幅战争的极端语境下，日本知识界从迎合、妥协到沉默、不合作的复杂光谱。

▲王升远在课堂上图/受访者提供

他倾注最多笔墨心力的，是孤高的逸民作家永井荷风。“世人只道永井耽溺江户情趣，其实他用了各种方式守住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人性的底线。”在王升远看来，如果说，火野苇平和尾崎士郎等投机趋时者，以及大佛次郎和高见顺等军国主义盲信、盲从者是当时日本文坛的“大多数”，那么，谈论荷风、渡边一夫、吉野源三郎便是要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漫漫长夜中寻找微弱的理性萤光，让今人重审极端语境下每一个“背阴处”沉默的不合作者或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之历史尊严。

在《妥协与对抗》的下卷，王升远观照使这一切最终成为现实的“日本”——近代日本如何言说中国；“日本论”的均质化和绝对化问题；日本何以从战后初期变动不居的时代走到政治上僵化的当下，那些微弱的声音、隐秘的潜流如何一一消散、湮没；日本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研究里种种未竟的课题，以及经历了历史沉淀后，今天的“战争责任论”与前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继承和变异？这些问题在下卷当中或有解答，或已埋下了些许草蛇灰线，留待他日更深远的治学之中。

▲王升远收藏的日本作家战时日记图/受访者提供

法西斯主义从未远去

南方人物周刊：当我们谈到战争和战争责任，日本的各个阶层对此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人们往往会把声讨和关注点集中在统治者，而你选择了研究知识人（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

王升远：讨论战争和战争责任问题，我想最需要警惕的可能是我们惯于把日本当作一个整体单位去做标签式的思考。即便笼统地把日本人区分为统治集团、知识精英和民众，其实在每个大的集团、群体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主张。即便单以所谓统治集团为例，日本帝国内部权力构成也极为复杂。近代以降的日本历史也常因天皇、政府、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及其内部派系之间的博弈而充满了不确定性。昭和天皇甚至认为，海军和陆军势同水火的关系是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

标签化的思考只能制造情绪化的对立，而无法推进原理性思考，使得我们既无法深入批判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思想遗毒豪瑞优配，又无法基于共同的底线与那些有着强烈反思精神的当代日本知识人展开对话。

研究日本知识人，一方面自然是自己也同为知识人的身份使然，另一方面，这个群体总会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识阶层和道德脊梁，他们应该是一群有思考能力和良知底线的人。通过对日本知识分子在战时与战败初期命运的考察，我想回应的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遍命题——在时势比人强的时代，知识人是如何去面对不断压抑和绞杀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是迎合、妥协还是对抗？而战争恰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端语境。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很多朋友或许会认为法西斯主义已是如烟往事。学者马克·尼古拉斯在《法西斯主义》一书中强调，“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一种结束于1945年或1945年左右的历史现象，这样会鼓励一种危险的遗忘：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仍未寿终正寝。”借用《大英百科全书》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那么你会发现，法西斯主义病毒并未从人类世界消失，而会在一定条件下死灰复燃，它就像一种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病毒，需要警惕和防控，不能给它滋长的条件。

南方人物周刊：那么统治者和民众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战争责任？曾有一种看法倾向于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军阀和财阀这些军国主义的头面人物，你如何思考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

王升远：你在说“应当”时，我们假定了这是站在亚洲受害国人民的立场上去期许的。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学者高桥哲哉的看法。他在谈到“战后责任”时就明确地把responsibility（责任）这个词拆分成了response和ability两个词，进而把这个词解释为“应答的可能性”，并要求日本政府在涉及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时要倾听亚洲各国人民的呼声并作出回应，不能闭目塞听。

那么，说到战后的“罪责”论，“历史”往往与“当下”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统治者和民众的战争责任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不同的现实动机、不同的罪责观念甚至不同的国际关系局势等等而形成不同的区分方式。其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论述者想要勇敢担责还是诡辩脱责。

我想借用雅斯贝尔斯的四分法来讨论。在他那里，罪责问题可以分为法律罪责（审判主体是法院）、政治罪责（属于集体罪责，审判主体是战胜国的权力和意志）、道德罪责（审判主体是良心）和灵魂罪责（审判主体是上帝）。雅氏如此论述的前提是，他深刻地意识到，“因为我们属于人类，我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德国人”，罪责问题“将决定我们对存在和自我的定义”，“关系到民族灵魂的生死存亡。”实际上，担责还是脱责的差异也决定了德国和日本战后的自我认知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程。

军阀、财阀的战争责任问题学术界已有充分的研究（尽管不无分歧）。我想略微谈一下民众的战争责任问题。如果站在要承担战争责任的自省立场上去思考日本的近代史，那么就像历史学者江口圭一所指出的那样，“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使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取代对英美协调路线并得以巩固的决定性条件。”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中所谓“政治罪责”所讨论的就是这样一种集体罪责，因恶的遂行是需要基数的。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在支持排外主义战争时，“日本国民”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单数、一个整体；而战争末期，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被关东军残酷抛弃时，在日本屡遭美军空袭、国民生灵涂炭（昭和天皇却只顾念能否护持确保其权力正当性的“三种神器”）时，遭受苦难的正是曾经狂热支持战争的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日本人。战后从伪满洲国被遣返日本的“返迁者”写作了大量的“哀史”，描述自己在战争末期的受害经历。评论家立花隆就严词质问说，“我们作为战后的一代，想从战争体验者那里听到的，不是他们在战争中怎样受害，而是怎样加害、怎样做了殖民地丑恶的统治者。”

南方人物周刊：这个“基数”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在1930年代以前就开始铺就了？

王升远：如果说日本对中国、对亚洲的领土野心早在丰臣秀吉时代就有了，江户后期又出现了像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一些鼓吹对外扩张的民间理论家。但从大规模民众动员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事了。尤其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明治政府建立了宪兵制度，又接连颁布了《军人敕谕》《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奠定了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把“民”紧紧绑在了“国”的战车上，这是后来一切悲剧的基础。当然，这不意味着个人完全丧失了选择的空间和可能。在罪责及其相关问题上，若将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性因素，是对人的理性、判断力、行动力、能动性甚至人性尊严等的蔑视，也是不符合历史实情的。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看待明治维新的政治遗产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王升远：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醒当时的日本读者，汲取欧洲文明时，要先难后易，从变革人心开始走向改革政令，最后才是器物层面；一旦先易后难，必然失败。这话放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以此来反观明治维新，高桥哲哉说得没错，明治维新完全算不得是一场市民革命。天皇制集权国家的崩溃不是日本市民推翻的，而是战败的结果；民主主义宪法也是美国占领军领导层制定的，而非本国人通过奋战争取的。日本的近代化历程验证了福泽谕吉的学说，精神、制度层面军国主义化，直至后来激烈的“反近代化”导致战败崩溃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南方人物周刊：1951年5月5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被免职回国后，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的演讲时说，“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日本人）还像是12岁的孩子。”你怎么看他这个说法？

王升远：这里所说的“不成熟”是对日本人的一种现实化、本质化的判断。但在1951年的时间节点上，这个观点出自麦克阿瑟之口，听起来还是有些讽刺的。

一旦谈到现实，我会想到学者丸山真男关于“现实”的一些看法。丸山认为日本人“现实观”的一个特点是，“每一时期当权者所选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被视为‘现实’的，而反对派所选择的方向常常被扣上‘观念性的’或‘非现实性’的帽子。”这也解释了近代以降日本异端声音被围剿的一个维度。另外，他还指出，“现实本身一方面是被赋予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是每天创造出来的。”而作为“现实”的德国/日本的成熟/不成熟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还是一个可以创造的未来，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讨论过德日两国不同的悔罪方式。他认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但这一改变是自主地、从内部推动而发生的还是外部力量强制发生的则大有不同。德国的战后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后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这导致了德日两国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不同意见持续交锋、论辩，德国人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成熟，雅斯贝尔斯、君特·格拉斯等哲学家、文学家也对过去做出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而这些在日本都相对付之阙如。

布鲁玛认为，对战后日本的政治不成熟，美国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945年9月27日豪瑞优配，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使馆会见日本裕仁天皇图/视觉中国

沉默有时是最大程度的抗议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谈及日本知识分子在战时有迎合、妥协和反抗三种形态。其中反抗的声音是极少的？

王升远：在言论空间萎缩、反抗声音微弱的意义上来说，知识人自身既是因，也是果。战争与和平都不是宿命，而是制度、反省与教育持续博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人当然可以是一个能动的、有主体性的参与方、博弈方，而非单方面被决定、被塑造的客体。

以战争为切口思考近代以降知识人的命运曲折，在我这里，很重要的关切就是看到那些可能制衡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权力的抵抗声音，是如何被一一消散、湮没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很难将知识人归结出某种群体性特征。这其中固然有《治安维持法》这种恶法的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了反抗的可能，区别只在于“形态”。知识人的底色应是介入性和批判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责”无旁贷。

所以，在对知识人“同情之理解”与“正视结果”之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持续追问“转向”这一更具原理性意义的问题。那些本就想借着政治潮流投机趋时、文坛登龙的时代“弄潮儿”先不去讨论，但那些原本对军国主义政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人放弃信仰和价值观的“国家主义转向”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更具原理意义的思考。这会让我们告别情绪化批判或非语境化的道德指摘，并从中汲取有效的历史经验。

南方人物周刊：但就在“转向”的洪流里，还有像永井荷风这样独特的存在。你对他“情有独钟”。

王升远：荷风对于军国主义政治的洞察是一贯的、洞彻的。我近些年来在大量搜集和阅读日本文学家、知识人的战争日记和战败日记。因为较之于公开发表的那些言论，日记这样的私人写作表现的是一个人日常生活的世界，更能让我们真切地理解记述者常态化的“情感真实”和“认知真实”。

对历史情境中的人来说，法西斯军国主义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和思想空气，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求你作出某种选择。荷风是一个对军国主义政治有“洁癖”的人，但日子是要一天一天过。在日记《断肠亭日乘》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有限妥协和良知底线。荷风对那些可能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安危构成实际威胁甚至起决定作用的人，他都以相对圆融和顺的姿态，最大限度地换取了个人的现实安全和自由。但我在观察荷风时，非常留意的一点是他的“无为”部分，也就是在火野苇平、尾崎士郎等靠创作国策文学和战争文学名利双收、文坛整体性沦陷的时代，他是否也委身成为了其中的一朵浪花。

在对恶的批判难为的时代，至少在行动上不成为作恶群体的基数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面对军国主义暴政之恶，荷风会明确拒绝。举一个例子，1938年，他拒绝接受中央公论社到中国战线视察的邀请，不愿作为“笔部队”成员为侵华战争唱赞歌。知识界的大规模转向中固然存在着军国主义权力运作的某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但或许也可以思考，像中江丑吉、永井荷风这样一些难以被东亚近代史的一般逻辑通约的独特个体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可以提炼出某些原理的潜能。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日记成了“地下反抗”的一种主要形式？日本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作家中井英夫等人也写日记，他们的记录和观点与永井荷风有何异同？

王升远：无法公开发表的观点、情感当然可以写到日记里，这也是我通过日记来做极端语境下日本知识人精神史研究的基本逻辑预设。你提到的这几个人的日记不同之处很多，难以一一例举，因为问题意识不同，人们也会见仁见智。

在我看来，它们的相通之处至少有三点：首先是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的反感、厌恶和批判，他们愤怒于国家并不“以人为本”，而只是“以人为本钱”。渡边一夫在日记中说，“拿破仑曾说，我不知道敌军中有多少优秀的青年，但他们都得死。这种想法让人类陷入不幸。伟人毋宁说正应该努力让年轻人们活下去。”

其次，他们都自觉保持着一种边缘的、不合作者的姿态，哀叹文学界、知识界的堕落。

最后，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一种要为历史作证、为后世作证的意识。荷风在《断肠亭日乘》中明言，这份日记是留给“后世史家的资料”；渡边一夫也在《战败日记》第一天（1945年3月11日）就表示“希望记录下来的东西在自己死后能对后来人有用”。与其说这是一种“地下反抗”，我更倾向于将它们视作在无法明面抵抗强权状态下知识人的“心史”，是以记录的姿态面向“未来”为历史作证，他们预设的读者是下代人、后来者。渡边一夫的弟子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致辞中，就高度评价了乃师为造就正派的人道主义日本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大江健三郎说，“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

而说到中井英夫的日记，较之于其写作，我更想说的是它为何出版。中井之所以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是由于在1970年代的日本，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倾向变得显著起来，有鉴于此，他认为必须将自己与周围的战友对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他愤怒地表示，“大家对那些全然不顾世界发展的大势、将显而易见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的欺瞒，难道不会恨之入骨吗？即便一本社会科学的书都不去看，就凭自己的体肤感受、以灼烂的皮肤不就能感知到他们是错的吗？”我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用怎样的材料、如何去讲述“反战”或许也是值得重新审视的。

▲1958年12月3日，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图/视觉中国

日本人的平均值

南方人物周刊：替为战败国效力的朝鲜族士兵，去找国家要赔偿，小熊谦二是唯一这么做的日本兵吗？他其实也没想过能打赢官司，那么，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王升远：没做过具体的调查，我不敢说小熊谦二是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日本兵。虽然没有打赢官司，但谦二先生的故事却赢得了读者。作为《活着回来的男人》这部微观史的读者，我更在意的是谦二的行动、讲述，和他的儿子、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的记录、思辨本身所具有的感召性。

自主地讲述、记录、阅读、倾听和阐释都意味着我们对战争记忆的一种积极的介入性姿态，这是战争记忆接力的必需。英二教授为什么以谦二作为写作案例，在他看来，“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比起赞赏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扩散到更多人身上。”这个见解是很精到的。

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知识人，像荷风这样的“时代逸民”毕竟凤毛麟角，他可以作为一个标杆、一种方法，但无法用来思考战争时期日本知识人的精神史，我们更需要关注那些文坛、知识界“均值人”的选择，它意味着行动上的“可扩散性”。另外，如果我们把谦二看作是有着战争体验的“战时派”，那么英二教授自然就是缺乏这种体验和实感的“战后派”。我们今天常说要传承战争记忆，其实这需要打破“双层的沉默墙”（心理学家丹·巴昂语，指一个不说、一个不问，这里指战时派不说、战后派不问），实现跨越代际的真诚合作，需要战后世代在有效汲取“体验”基础上的“经验化”工作，后者正是作为学者的英二教授之所长。在战争经验者几乎凋零殆尽的今天，这种从体验到经验、从讲述到倾听和继承，将个人私史投放到公共领域的姿态本身便是意义所在。

南方人物周刊：小熊谦二在法庭宣读的意见陈述书里写道：“希望通过本次诉讼，看到日本能够成为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为国而战是一种可能丧命的行为。不管是受命或自愿，都属于国家和个人的契约。在这种状况下，国籍根本毫无干系。”这种意识颇为超前。

王升远：蚍蜉撼大树自然会失败，或者谦二先生对结果早已是心知肚明的。我之所以高度赞赏这种个人的行动本身，是因为制度的改变、社会风习的改变就需要这样一个一个蚍蜉的勇敢出现。当然与其寄望于他人，不如以此律己。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谦二这段关于“国家”与“个人”契约关系的讨论绝非泛泛而论，里面蕴含着超越时空、发蒙振聩的普遍意义，值得这个地球上的“球民”们揽镜自鉴。

▲日本学者小熊英二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硝烟依旧。你这些年以战争为视角展开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性的东西？

王升远：首先，我想这个世界上任何种族、民族、性别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识，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那就是“对他者的想象力和共情心”。这也是小熊谦二的故事里特别打动我的一点。

其次，在一国对另一国的认识和叙事中，无论是把对象国作为反思本国的一种域外镜鉴，还是在历史、审美的意义上把它视作一种特异对象，每一种认识和理解的背后大多都背靠着某种当下诉求，举世皆然。我比较忧心的是过于强烈的当下意识和目的论指向会在有意无意间形成某种扭曲、歪曲，不仅无助于我们的他国认识、世界认识，还会让我们在误解的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阿伦特认为我们要切断冤冤相报的“暴力的锁链”，并将这种介入性的行动归结为宽恕和惩罚，高桥哲哉将其修正为审判和宽恕。无论是宽恕，还是审判、惩罚，这都是出给敌对者双方的选择题，它不仅关涉历史、关涉他者，更关涉着一个民族自身的当下和未来。

（参考资料：《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战争留下了什么》《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战争与日本人》。）